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新考

文集库 行业资讯 2020-05-27 15:37:09 0

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新考

郑修平 

《旧唐书》“李白传”:“李白山东人,父为任城尉,因家焉”这段文字所记载的李白籍贯山东,家住任城(今济宁市中区),其父为任城尉这三件事,应出自唐朝当时的《起居注》和《时政记》。这一判断是从以下几方面论证得出来的结论。

          一、《旧唐书》成书的主要依据是《国史》和唐文宗以前的历朝“实录”。据《旧唐书》的主要修撰人贾纬,就修撰《旧唐书》一事向后晋高祖皇帝上疏说:“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传记。德宗亦存《实录》。武宗至济阳废帝凡六代,唯有《武宗实录》一卷,余皆缺略。臣今收访遗闻及耆老传说,编成65卷,目为《唐朝补遗录》,以备将来史馆修述。”(《旧五代史·晋高祖天福六年二月》)按贾纬所说,他们奉命编写《旧唐书》之时,尚存有唐朝高祖至代宗期间的现成“传记”和唐文宗以前的历朝“实录”。唐武宗至昭宣帝六代,除残存的一卷(不是一部)《武宗实录》以外,没有唐朝任何史料可据,这也就是说《旧唐书》高祖至代宗9代161年间的部分,主要是根据已有“传记”。德宗至文宗6代61年间的部分主要是根据的已有“实录”。武宗至昭宣帝(最后一帝)6代66年间的部分,除残存的一卷《武宗实录》外,其他全是他们自己征集的史料。同年4月监修国史官宰相赵莹就为修撰《旧唐书》下诏征集唐史资料的上奏,与贾纬说的情况,也完全相同。贾纬在奏中所说的高祖至代宗已有“传记”,是指的什么呢?无疑就是武后至代宗期间的国史官吴兢、韦述、于修烈、令狐峘、蒋係等人相继修撰而成的《国史》130卷。因为唐代只有这部《国史》中,才能有帝王“本纪”和人物“传记”。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《旧唐书》出版说明中,已提到了这个问题。而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(701),卒于肃宗宝应元年(762),其有生之年,恰在《国史》的时限之内,既然《国史》是一部高祖至代宗期间有纪有传的综合性的史籍,其中的人物传记中,就不可能没有李白的传记。既然《国史》中有“李白传”,那么《旧唐书》李白山东人等之说,无疑就应出自《国史》。

二、按《旧唐书》既然为五代人所修,不管它依据的什么唐代史料,其书中所体现的只能是五代人的立场和语气。换句话说,给读者的印象,只能是五代人撰写。然而,《旧唐书》并非如此,从书中的记、传和评、赞中,所明确发现的,都是唐朝国史官的立场和语气。甚至有的就直接是唐朝的国史官出面评赞。如:《高祖本纪》:“武德=年闰=月辛丑,刘武周侵我并洲。”;《玄宗本纪》后:“史臣曰:我开元之有天下也。”;《德宗本纪》后:“史臣曰:贞元之辰,吾道穷矣”;《张说传》:“其先范阳人,近又徒家河南之洛阳”;《张九龄传》:“祖君政,韶州别驾,因家于始兴。今曲江人。”这些记传句中的“我”、“吾”、“近”、“今”等字,明显都是唐朝当时国史官的立场和语气。又如:《魏征传》后的评说:“史臣曰,臣尝阅读魏公故事,与文皇帝讨论政术……”这段话中的文皇帝,是唐太宗的谥号。其“史臣”和“臣”两个词语明显又是唐朝太宗时期的史臣。否则,谁能与唐太宗讨论政术呢?再如:《刘仁轨传》后评论中:“史臣韦述曰:……”、《顺宗本纪》后“史臣韩愈曰……”、《宪宗本纪》后“史臣蒋係曰:……”等等,这些出面评论的史臣:韦述、韩愈、蒋係等,都是唐朝的史官。五代人编史,喊出唐朝人来评论,岂不成了笑谈。出现上述诸多不协调的现象,只能有一种回答,那就是《旧唐书》的修撰者们,对所根据的《国史》,未加认真、细致的加工、整理,而就原文抄撮下来了。按中华书局《旧唐书》“出版说明”讲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,主要是《旧唐书》的成书年代,是在充满着割据和混战的社会环境中,在短期内匆匆修成的结果。这虽然是《旧唐书》的一种疏漏,但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,又不无其可贵之处,它能使人们间接的看清唐代历史的原貌。这也是历代史学家们一致评价的《旧唐书》的史料价值比《新唐书》高的原因所在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,“李白传”所在的“文苑列传”下有一段综合性质的序言。其序言依次对《诗》、《骚》汉魏六朝的文学评价之后,接着又说:“爰及我朝,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,……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。高宗、天后,尤重详延……”。这段文字,明显看出,又完全是唐朝国史官的立场和语气。以此,又可断定,“文苑列传”的序言都抄撮自《国史》,那么其中的“李白传”无疑就是由《国史》抄撮而出了。

“李白传”由《国史》抄出,还有一条证据,那就是“文苑列传”中的“陆据”传后,又有一段序,云:“开元天宝间,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、京兆王昌龄、高适、襄阳孟浩然,皆名位不振,唯高适官达,自有传。”此可称为序中序了。此序中序中提及高适似乎多余。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在此又给崔、王、孟三人特别加序呢?本人以为,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此三人虽在《国史》的时限之内,但《国史》中的“文苑列传”并没有他们的传记。而是《旧唐书》的编者们给补上的。否则,就没有任何理由特别加这段序中序了。这段序中序给读者一个提示,那就是在《国史》时限内的著名文人,《国史》未列传,而《旧唐书》补遗者,则特别加序,那么不在特别序中者则就是《国史》中原有的传记人物了。既然特别序中不包括李白,那么李白的传记,就是早已在《国史》之中的了。

本文序叙以上两个问题的目的,主要是想阐明《旧唐书》“李白传”中的“李白,山东人,父为任城尉,因家焉”之说,是出自唐朝国史官修撰的《国史》,而不是像某些论家所说的是《旧唐书》的编者任意编造出来的。

三、既然《旧唐书》“李白传”中的“山东人,父为任城尉,因家焉”之说,是由《国史》抄撮而出,那么《国史》又是根据什么史料修撰的呢?前文已经讲了,《国史》的修撰者都是唐朝当时的史官,自然他们就都是国史馆的成员,只不过有专职修撰和兼职修撰之分罢了。按《旧唐书》“史馆”条记载;国史官的主要任务,是把当朝一代皇帝每日的《起居注》和《时政记》分类整理成编年体的“实录”,如房玄龄修撰的《高祖实录》、长孙无忌修撰的《太宗实录》、吴兢修撰的《则天实录》、令狐峘修撰的《玄宗实录》、《代宗实录》等。像《国史》这样综合体例的段代史,是他们特殊的修撰任务。既然国史官都是国史馆的成员,那么他们就占有国史馆主要收藏的三类当朝史料,即当代和前代历朝的《起居注》、《时政记》和《实录》。那么他们所编的《国史》,其根据无疑就是《起居注》、《时政记》和《实录》了。上面已经讲了,《实录》是根据《起居注》、《时政记》整理出来的一代皇帝自始至终的分类编年的资料。《起居注》、《时政记》又是什么性质内容的资料呢?按《旧唐书·职官二》记载,《起居注》是门下省记录每日天子各种国事活动的资料,如典礼文物、迁拜旌赏、诛伐黜免等。《时政记》是中书省记录天子每日发出的制诰德音的资料,如制、敇、册等,制、敇、册等均称诏书。这两种资料,可以说是当朝国家最高级的综合档案资料,是修撰国史最可靠的第一手素材。这种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记录的天子每日言行的资料中,有没有关于李白籍贯山东,家住任城,其父为任城尉的话头呢?可以肯定的回答:有。其理由是,天宝元年,李白入京授职供奉翰林,是以天子诏书的形式公布的。按《旧唐书·吏部》记载;“五品以上,以名上中书门下,听制授其官。六品以下,量资任定。其才智颇高,可擢为拾遗、补阙,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,听敇授”。此则证明凡是以制、敇(即诏书)授职的官员,均由中书门下管理,即门下省封驳,(考察、核实、拟定后,上表天子奏准)。中书省出诏。(草拟诏书经上奏天子批准后发诏)。李白既然是以诏授职的官员,无疑《起居注》和《时政记》中,一定得有李白的档案,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,李白入京当供奉翰林,是由平民布衣一跃而就的。供奉翰林之职,在朝中虽没有什么官位品级,但因其是皇帝的近臣,随时听从皇帝的召唤。所以当时不管是在朝官吴筠还是贺知章等人推荐,其在推荐的表章中奏明李白的身份,至关重要。其姓什名谁,何地人氏,家住哪里,出身门第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。这就是《起居注》、《时政记》中一定会有李白山东人,家住任城,其父为任城尉这类话头的理由。从当时中书省所派使臣,直接把诏书送达鲁郡这一点,也足以证明此判断是正确的。此则又可证明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所说的李白,山东人,家住任城,其父为任城尉这三件事,是由李白自己填报,经门下省核实后的定案。应是最可信赖的史实。

 

 

文后附言

 

本文对此问题如此追根溯源,其目的并不在于证明《旧唐书》如何正确。因为《旧唐书》早已被国人公认为民族的正史了。再做这种看起来好似锦上添花的工作,实际上除了自找被动以外,几乎谈不上有任何好处。而我这样做的目的,只不过是想表明自己对《旧唐书》确信无疑的一种态度而已。至于被不被动,则就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了。令人遗憾的是,自从明朝杨慎由于他对李白“我家寄东鲁”自述判断的疏漏,加之对籍贯(祖籍、原籍、客籍、寄籍)称谓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,错误的以李白的蜀之客籍推翻了当时的山东客籍后,相继就有些论家,对李白家住任城,父为任城尉等说,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。至20世纪80年代末,有的颇具权威的论家,则专门著文,明确宣称此说均系“旧史之误”,纯属“子虚乌有之言”。到90年代初,以李白寄家瑕丘(今兖州)为主的“南陵派”出现之后,则将他们的“子虚乌有之言”爰为国际李白讨论会的定论了。就这样把原本出自唐代最具权威档案资料对李白身份的定论,弄成了《旧唐书》的任意瞎说或胡编乱造。鉴此,做点类似这种锦上添花的文章,就不无有其特定意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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